中国足坛的阿斗们
中国足坛的阿斗们——2008年国足国奥双败之际，一位准球迷的内心告白
落桂闲人
一、我的准球迷生涯
公元1997年10月31日，中国足球队在大连金州自己的主场，以2-3负于实力并不高于自己的卡塔尔队，从而把自己逼上了被淘汰出局的绝路。历史惊人的相似，十年后的2008年6月7日，中国队再一次在天津主场窝囊地倒在卡塔尔人的脚下，使关于“刷卡”的说法成了历史笑柄，也使某些人士所谓“（两场）全胜可有九成概率出线”的分析成了彻头彻尾的意淫。
刚刚闭幕的北京奥运会，从开幕式到运动成绩，我们中国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以51枚金牌位列榜首史无前例，跳水、体操、举重、乒乓球、羽毛球、射击等传统优势项目取得大丰收，击剑、射箭、赛艇、帆船、蹦床、拳击等项目也取得历史性突破，女曲和女子沙排斩获银牌，女排赢得铜牌，女篮进入四强，男篮、男排、女手、女水（球）也冲出重围杀入八强……只有在号称“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领域，我们收获的仍是悲哀和绝望：赛前曾放出“进四强”卫星的国奥队在小组赛中一平两负，尤其是在对比利时一役中，既输球又输人，小组赛还有一轮就提前锁定了出局的命运。赛前被中国球迷寄予希望的中国女足，竟然也被日本队淘汰……
噩耗传来，和多少多年来为中国足球伤心的球迷一样，我长叹一声，哀伤、沮丧、无奈、悲愤、痛心、绝望，一起涌上心头。
哀莫大于心死，自去年7月在亚洲杯上中国足球队0-3负于乌兹别克斯坦后，我已彻底对男足失去信心：他们给我们带来的除了伤痛（偶尔可能还有一些虚假的快乐），还能有什么呢？既如此，我为什么还要自寻烦恼呢？因此，这么多年以来，我第一次对绝大多数情况它能够参加的最高级别赛事——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抱一种“冷漠”的态度，从它开始出征到无关痛痒地拿下澳大利亚，我没有看哪怕一分钟的球，尽管为了看地球另一侧的欧洲杯，我不顾工作繁忙，连续二十多天彻夜不眠。
我承认，我不是那种“无怨无悔，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坚定支持中国足球”的“铁杆球迷”，甚至，也许连合格的球迷都说不上：，没有到现场看过一场正式比赛，没有经过一分钟哪怕是业余的足球训练，因而，我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准球迷。但我敢说，我是一个老资格的准球迷，并且在以往的十来年中，我是一个痴心的忠实的中国准球迷。
记得我第一次接触中国足球是在1988年，那一年我18岁，通过收音机，我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实况转播的一场商业比赛，对阵的好象是中国足球二队和巴西的桑托斯俱乐部队。中国队守门员傅玉斌在巴西人的强大攻势下左扑右挡，扑出了不少险球，赢得了转播员的高度赞扬，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比赛，也使我第一次知道了巴西还有一个和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同名的球星。
虽然此前没有碰过一下足球，但我还是莫名其妙地喜欢上这项运动了，从此，我把自己的喜怒悲欢和中国足球紧紧系在了一起，以自己的方式见证了中国足坛的种种悲剧、喜剧、乃至闹剧。在舅舅家的黑白电视机旁，我痛心地目睹了高丰文麾下的中国队在两个“黑色三分钟”里，倒在并不算强大的阿联酋和卡塔尔队的脚下。在新婚不久的大哥的黑白电视机旁，我伤心地看到，喊出“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豪言壮语的徐根宝带领的国奥队，开场9分钟就狂吞韩国队三蛋，从而葬送“打平就出线”的好局。在系学生会的大彩电前，我又一次黯然见证了“洋和尚”施拉普纳指挥的中国队没出小组就死亡的悲剧。此后，我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有了自己的彩电，后来又装上了有线电视，看中国队的比赛越来越方便了，但我却变得越来越绝望，越来越麻木，越来越冷淡，好像一盏油尽的枯灯，又好像一条干涸的小河……
回首那些往事，再看看今天中国足球队已连续两次连亚洲区十强赛的大门都挤不进去，在家门口的奥运会上又大败而归，中国足球不仅离世界先进水平，就是离“冲出亚洲”也越来越远，而那些位居高位的官僚们仍然在瞎折腾，那些代表中国足球的混混们仍然在混混噩噩，我就止不住地悲愤难平，胸中怒火便如岩浆一般喷涌而出。可我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头脑里只有一个念头：阿斗，这些阿斗啊……
二、阿斗其人
阿斗是谁？恐怕稍具常识的中国人都会知道此公是谁。他大名刘禅，是三国时期一代枭雄刘备的宝贝儿子，蜀汉政权的后主。他在位的前期，一应国家大事仰仗丞相诸葛亮的筹划，皇帝做的虽然远远谈不上优秀，但基本上还算合格，国家虽长年处于战争中，但政权还算稳定，政治还算清明。到了后来，诸葛亮鞠躬尽瘁，病死五丈原，我想，这位阿斗除了一开始也许有的那种失去靠山的惊慌和迷惘外，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以后，我阿斗不再是父皇或者“相父”管教下的乖孩子或好学生了，老子才是蜀国老大，今后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什么人可以再管得着老子了……于是，这位刘后主的本来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其一，完全将父亲“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和“相父”“亲贤臣远小人” 的谆谆告诫置于脑后，不辨忠奸，昏聩糊涂，宠信宦官黄皓，将蜀国政坛弄得一片乌烟瘴气。
据《三国演义》，蜀汉建兴八年（230年）秋，诸葛亮气死魏国征西大都督曹真，打得魏军另一主将司马懿一筹莫展，在这进军中原的关键时刻，昏庸的阿斗却听信流言，将诸葛亮召回成都，令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也不由仰天长叹：“日后难得此机会也”。32年后，这一幕悲剧再一次重演，蜀汉景耀五年（262年），大将军姜维好不容易伐魏刚有一点进展，他却听信黄皓之言，欲让身无寸功的右将军阎宇取姜维而代之，一日连降三诏，使蜀军此前的努力功亏一篑，最后逼得姜维远赴沓中屯田避祸。位高权重的大将军尚且如此，普通大臣更是人人自危，于是“贤人渐退，小人日进”。
老谋深算的司马昭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派出钟会、邓艾两路大军大举伐蜀，在这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阿斗非但不思痛改前非，励精图治，却听信师婆之言，依旧和黄皓饮宴玩乐，终致国家无救。
其二，一代枭雄刘备的这个宝贝儿子，完全没有一点乃父“光复汉室”的雄心壮志，只知吃喝玩乐，沉溺于酒色。像这样的纨绔子弟，你当然不能指望他在敌军兵临城下之际像楚霸王项羽那样破釜沉舟，更别想让他像越王勾践那样卧薪尝胆，所以，当诸葛亮之子诸葛瞻战死后，投降是他必然的选择。其时，蜀国还有大片领土，成都尚有数万军士，姜维等尚引主力部队在剑阁与魏军激战，结果，阿斗一纸降诏传来，“（姜）维大惊失语。帐下众将听知，一齐怨恨，咬牙怒目，须发倒竖，拔刀砍石大呼曰：‘吾等死战，何故先降耶！’号哭之声，闻数十里”，读之令人扼腕。
后来，他被送到洛阳。在和司马昭的一次宴会上，当演奏到蜀地乐曲时，蜀国旧臣们油然而起故国之思，个个泪流满面，只有前皇帝阿斗傻呵呵地嬉笑自若。后来，司马昭问他：“颇思蜀否？”他答：“此间乐，不思蜀也”。可见，这位被赵子龙在长坂坡乱军中救起、被刘备及其臣民寄予厚望的刘阿斗，分明就是一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犬儒，一位玩世不恭的“嬉皮士”。难怪连司马昭也说他：“人之无情，乃至于此！虽使诸葛亮在，亦不能辅之久全，何况姜维乎？”
这，大概就是“扶不起的阿斗”这个典故的最初来历。
三、中国男足球员：作为混混的阿斗
没有远大的志向，得过且过，不思进取，吃喝玩乐混日子；懦弱萎顿，没有堂堂男儿的血性，缺少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这是阿斗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国家足球队和奥林匹克队的“组织人格”。这两个群体中的那些男人们，虽然个个看起来人高马大，孔武有力，其实，他们却有着和林黛玉一样脆弱的心灵和柔弱的气质。毋庸置疑，他们就是中国足坛的第一群阿斗。
不是吗？他们以往的表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常说，足球是圆的，什么样的结果都可能发生，发生在欧洲足坛的许多经典案例都告诉我们了这一点：1992年欧洲杯，因为前南斯拉队被禁赛才搭上末班车的丹麦队，却最终神奇地夺冠；1998年，升班马凯泽斯劳腾勇夺德甲冠军；2004年，第一次打入正赛的希腊队却意外夺冠。2008年欧洲杯，处在死亡之组却最不被看好的荷兰队接连以3-0和4-1的大比分连胜世界冠亚军意大利队和法国队；但在1/4决赛中，默默无闻的俄罗斯队却出人意料地以3-1将此前不可一世的荷兰队赶回了家；同样神奇的还有来自西亚的突厥铁骑土耳其队，连续三场比赛都是在落后的情况下在最后关头进球，从而实现惊天逆转，让我们中国球迷充分领略了什么叫男人的血性，什么叫顽强和韧性。
就在本文的写作过程中，也即是8月14日，在上午进行的女子200米蝶泳决赛中，并不被看好的中国选手刘子歌、焦刘洋双双打破世界纪录，勇夺北京奥运会的金银牌；下午，张娟娟连胜3员韩国名将，打破了24年来一直被韩国人对射箭金牌的垄断；而在此前一天，名不见经传的仲满也击败众多强手，历史性地夺得男子佩剑冠军……一个又一个意外的惊喜，让我们充分体味了体育比赛的和神秘和不可预见性。在赛场上，什么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呢？
然而，对于中国足球队和国奥队来说，足球永远是方的，根本没有什么悬念；足球场如足球一样黑白分明，强弱有别，没有一点混沌和神秘的地方。指望他们爆冷战胜强队那绝对是不现实的（2002年世界杯上净吞九蛋不进一球就是明证），相反，他们却经常被爆冷门，在弱队脚下稀里糊涂地死去，如1985年的“5-19”（1-2负于香港），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负于泰国队（0-1），1993年的“兵败伊尔比德”（0-1负于也门），都是他们令我们欲哭无泪的“力作”。期待他们在落后的情况下顽强拼搏，最后实现逆转那更是一种空想，相反，他们却常常被别人反败为胜，如1989年的两个“黑色3分钟”（分别以1-2负于阿联酋和卡塔尔）；1996年亚洲杯，他们在2-0领先的情况下竟然被沙特队连板4球，最后以3-4落败；1997年，同样的惨剧又一次重演，在自己的主场大连金州体育场，竟然在2-0领先的情况下在45分钟的时间内被伊朗人连灌4球！同样在那一次冲击世界杯的过程中，同样是在金州，他们又在先进1球的有利形势下，被卡塔尔人3-2实现逆转。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句俗语对中国足球队和国奥队似乎特别适用，他们常常因为那么一两次惨痛的失败而成惊弓之鸟，以致患上“恐×症”。最典型也最令人不可思议的，要算“恐韩症”了。据好事者统计，自1978在曼谷亚运会上以0-1输给韩国队后，中国男足（包括后来的国奥队）竟然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在世界杯外围赛、奥运会预选赛、亚洲杯、亚运会、东亚四强赛以及双边友谊赛等大小赛事中，对韩国队无一胜绩，溃不成军的大败却历历可数，如1991年在奥运会预选赛中，刚开赛9分钟就狂吞韩国队三蛋；1996内又以0-3告负，之后又连续两届都倒在韩国人的脚下。
中国男足还有一个著名的怪圈令人匪夷所思：在打平即出线的有利形势下反而兵败如山倒，如前述1991年和1996年国奥队对韩国人的两次大败。最新的一次则是去年的亚洲杯，中国队被背水一战的乌兹别克斯坦狂灌3球，再一次葬送了“打平即出线”的好局。由于目睹了中国男足那么多“打平就出线反而死”的悲剧，以致许多国人一听到“打平就出线”就不寒而栗。足球资深评论员李承鹏干脆在其博客中写道：“‘打平就出线’其实就是‘打死不出线’。
中国男足也不是没有闯入世界最高足球殿堂的时候，然而，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他们两负一平，1球未进却净负5球，被称为“最没进取心的球队”。2002年，在韩国、日本没有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又成功避开伊朗、沙特等强敌的情况下，中国男足终于在“神奇教练”米卢的率领下杀入了2002年世界杯的决赛圈，但小组赛三战尽墨，赛前提出的三个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一场未赢，一球未进，倒是当了同组对手的试金石，根据哥斯达黎加、土耳其和巴西的强弱，分别奉送他们2、3、4个进球。北京奥运会，以东道主身份挤入奥运会殿堂的国奥队，输球又输入，使足协事前锁定的“四强”目标也成了彻头彻尾的历史笑柄…………往事历历在目，令人肝肠寸断。每一次的失败，他们给我们的感觉，不是悲壮，而是屈辱和窝囊！
许多人批评中国男足缺乏斗志，意志薄弱，心理素质太差，我觉得这话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却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试想，要是面对马尔代夫、尼泊尔之类的球队，他们肯定也会显出气定神闲游刃有余的样子来。因此，最根本的问题是实力，是建立在实力之上的自信。没有这两样东西，又何以言勇，又何以做出类似破釜沉舟的壮举来？
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许多球员在青年队时还比较出色，为什么一到了成年，就“化神奇为腐朽”了呢？比如当年的健力宝青年队是何等的意气风发，曾经涌现出有名的“四小天鹅”；2001年“超白金一代”在世青赛上进入了16强；2005年，冯潇霆、陈涛、毛剑卿们更是在世青赛上三战全胜，小组第一再次闯入16强；23年前的1985年，当时的国青队甚至夺得亚洲冠军，世青赛的八强。又比如，李华筠由于在1983年世青赛上的出色表现，曾入选世青赛最佳阵容，与范•巴斯滕、贝贝托等人并列“六大希望之星”……除了没有高水平的联赛磨练和高明的教练指点外，他们自身的不努力难道不是一个重要原因吗？
当然，我们如果说所有的中国男足球员都是“足球混混”，显然也不是事实，但少数人的勤奋和敬业也掩盖不了大多数球员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的现实：“平安六君子嫖娼”、“‘天使’安琦性丑闻”、“‘金项链’迷奸模特”、“‘浪子高峰私生子事件”、“国门刘云飞吸毒”、“曲乐恒车祸”、 “前辽足球员海外赌球”、“隋波假球风波”、“‘小彭伟国’温俊武杀人”、“郝伟殴打岳母”等等。
前国家队主力后卫范某可以说是他们的“杰出代表”：此人球技确实出众，20世纪后几年至本世纪最初的前两年，一直是国家队门前令许多亚洲顶级前锋难以逾越的一道铁闸，“大将军”之称绝非浪得虚名。1996年亚洲杯、1997年世界杯外围赛，我还将他奉若神明，一见到关于他的新闻就很兴奋，但2001年，我就在一则关于此人的新闻网页后评论道：“范是人渣”。再查看其他人的的评论，我才发现许多人和我的看法竟然完全一致！此人在我的心目中由“大将军”到“人渣”的转变过程，是从一则关于他“脚踢球迷”的新闻开始的，为此，我还写了篇小小说《偶像》来记录自己的失望和愤怒。后来，我还看到了许多此人打人的报道：因超车暴打“的哥”，殴打“浇水老头”——后一桩还发生在此人担任某职业队主教练之后！随着获知的此人信息越来越多，我是越来越相信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此人将牢牢占据中国足坛“第一恶棍”的位置，因为此人的斑斑劣迹，已经远远不能用脾气火爆来敷衍塞责，比如92年对韩国国奥队的生死之战前夕，将黑手伸向郝海东的腰包，比如2002年世界杯因赌球而导致的对哥斯达黎加之役的“发挥失常”……
这个劣迹斑斑的足球流氓，只是比较“出色”的一个而已，在他后面，是更多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足坛阿斗”：他们有职业球员之名，却没有一点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也难怪他们总是输输输，给我们带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屈辱。他们在自我堕落的同时，也把万众瞩目的中国足球拖入了深不见底永远看不见出头之日的深渊！
每一次大败以后，我们总能听到一些球员说：“我们已经尽力了”，在球场上我们确实也看到了某些球员奋力拼搏的样子，有的甚至显得很悲壮很血性，很久以来，我们也一直对他们抱着理解、宽容甚至敬重的态度。但在国足再一次止步世界杯外围赛亚洲区小组赛，国奥队又在奥运会上丢尽国人脸面的2008年，我们忍不住要问：就连非洲那帮穷哥们都可以在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赛场上和欧美强队杀得天昏地暗，就连久经战火的伊拉克足球队都可以捧起亚洲杯的冠军，你们为什么却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正如一个平时不注意听讲，不好好做作业的学生，考场上就是想破脑袋，又有什么屁用！国足和国奥的大爷们，你们真的尽力了吗？
四、中国足协：作为“昏君”的阿斗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在民主体制没有建立或没有真正建立的情形下，领导者的素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治下的国家、地区或领域的命运。由于刘阿斗的昏聩无能，蜀国政局黑暗腐朽，奸佞当道，仁人志士报国无门，终致山河破碎，社稷倾覆。在中国足坛，也有那么一个机构，也有那么一伙人，如阿斗一样昏庸愚蠢，中国足球在他们的治理下，风雨飘摇，乱象纷呈，各条战线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不用说，这个机构就是中国足协；这一伙人，就是以谢某及其前任阎某为代表的一伙混迹于足坛的官僚、政客。
中国足球的全面沉沦，已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上世纪80、90年代，国足还有几次“只差一步到罗马”，而现在，他们已经连续两届小组就惨遭淘汰；记得1997年亚洲十强赛结束后，某足协官员说中国男足是“亚洲二流”，当时还引起球迷和媒体的反弹，现在谁再这样说，估计大家只有点头或默认的份了。上世纪80年代，国足对韩国队虽然难以言勇，但其实在亚洲，他们足以和任何一支球队相抗衡，即使当时的亚洲霸主沙特队；到了90年代，他们就有了“恐韩症”、“恐伊（朗）症”，还有了乌兹别克和卡塔尔两个“苦主”，以前的手下败将日本队也咸鱼翻身，打得国足遍地找牙；到了本世纪，不仅对日本、韩国、伊朗、沙特仍然难以取胜，对乌兹别克、卡塔尔和伊拉克也是“旧恨未消又添新仇”，再加上新加入亚足联的“虎狼之师”澳大利亚，如果说上世纪80、90年代，我们和世界杯、奥运会只差一层纸的话，现在我们不知要隔多少层墙了。
还有中国女足，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她们还是世界女子足坛的一支劲旅，亚洲女子足坛的巨无霸，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银牌，1999年美国世界杯的亚军，1990-1998年亚运会的“三连冠”，1986-1999年亚洲杯的“七连霸”，就是她们当时辉煌的见证。由于国足和国奥的糟糕战绩，女足当然也就成了足坛官僚们唯一的遮羞布，成了他们炫耀自己“政绩”的资本，于是女足也从以前的无人过问状态，一跃而为“重点政绩工程”，受到“特别关照”，以致于创下了“6年（2002-2008）9帅”的恐怖纪录。如此频繁的瞎折腾，中国女足终于元气大伤，如今不仅在世界女子足坛已经难以与美国、德国、巴西、挪威抗衡，就是在亚洲，输给朝鲜、日本、韩国也是家常便饭，本届奥运会0-2被日本队淘汰，就是中国女足在当今女子足坛的缩影。昔日的“铿锵玫瑰”如今成了残枝败柳，每念及此都令人禁不住唏嘘不已。
中国男女足的全线溃败，是阎、谢等足坛官僚昏庸误国的最有力证据。昏庸倒还罢了，若是认识到自己是“外行领导内行”，虚心学习，尊重圈内专家和广大球迷的意见，按照足球规律办事，甚至干脆“无为而治”，就如诸葛亮健在时的刘阿斗一样，虽则有傀儡之嫌，倒也不失为明智之人，对于足球来说也是一个福音。偏偏这帮政客自以为天纵英明，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就恣意胡为，从而将中国足球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其一，对中国足球的发展道路认识模糊，搞“身体足球”，结果是邯郸学步，“欧洲拉丁派”没学成，却造就了一大批技战术和战斗意志双差的“糙哥”。
大量事实证明，在人种与运动成就方面，是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的，比如，黑人具有爆发力强的特点，所以埃塞俄比亚的长跑、牙买加和美国的短跑才长期称雄世界，但如果让博尔特、罗伯斯们来玩乒乓球，那肯定没辙，估计他们连郑州市的运动队都进不了，因为这种“技术活儿”他们玩不转。黄种人虽然没有黑人的爆发力，也没有白人的体格魁伟健壮，但身体灵活，有技术优势，所以我们中国人可以在跳水、乒乓球、羽毛球、体操、射击等方面无敌于天下。刘翔之所以可以与阿兰•约翰逊、戴伦•罗伯斯等黑哥们在110米栏上一争高下，主要靠的也是出色的跨栏技术。又如，巴西、阿根廷的球员远没有欧洲人的身材高大有力，他们之所以能与欧洲队相抗衡，并经常战而胜之，靠的就是“四两拨千斤”的技术、战术；我们的近邻日本队，身材还不如中国队高大、快速，但伊朗、韩国、澳大利亚、伊拉克、乌兹别克、卡塔尔等对中国队来说“血债累累”的球队，在日本人那里却讨不到半点便宜；就是在世界赛场上，他们对一些二流球队，也完全可以战而胜之。日本队的成功，就在于他们对巴西“技术足球”的孜孜不倦的学习。
相反，我们中国足球，在足协的“正确领导”下，力排众议，抓起了“万米跑”、“YOYO”等体能测试，大搞身体足球，结果，十几年下来，“欧洲打丁派”没学成，连自己以前“稳守反击”的技术风格也丢了；球员的身体是越来越健壮了，技术却越来越粗糙了，精神更变得越来越萎靡了，所以他们不仅一如既往地输球，而且比以往输的更惨。这是无视国人生理特点这个最大的实际，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恶果。
其二，缺乏发展足球的长远规划，对青少年足球投入不够，造成足球人才匮乏。
早在1985年，一代伟人D小平就曾指示：足球要从娃娃抓起，从此这句话也就成了人们，包括足球官僚们经常提起的一句话。阎某曾经也说过：“中国足球的未来必须要贯彻落实好邓X平‘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搞好青少年队伍的建设，实现持续发展”。谢某上任伊始也频频到各俱乐部和足球学校亮相，还曾放出风来要召开全国青少年足球工作会议，让吾辈当时感觉眼前一亮，有一种春风拂面的感觉。但以后的事实证明，言行不一向来是这些官僚政客的一贯做派，他们在这一番豪言壮语还未落音的时候，就把它们忘记了。阎某更关心的，是豪赌世界杯；谢某更关心的，则是豪赌奥运会，——更确切地，他们更关心他们的乌纱帽。
据网易报道（2007，10，11），2007年足协用在组织全国青少年比赛的全部费用，仅有200万元，只相当于一位普通国脚的年薪。而韩国足协从1999年开始，每年把预算的10%投放到青少年的足球培养上。2006年，韩国足协的预算总计为433亿韩元（约3.4亿元人民币），用在青少年培养方面的预算约21亿韩元（近2000万元人民币）。另据一则报道（人民网2004，8，23），日本J联赛秘书长佐佐木介绍，日本仅每个俱乐部，每年就为青少年培训投入折合人民币大约1400万元的资金，与足协投入的900万元青少年培训经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由于经费短缺，“足球从娃娃抓起”也就成了一句空话。根据足协自己的注册资料，中国青少年足球人口的总数，1994年职业化之前，最高达65万人；2001年前后，已下滑到18万人；目前，才剩下3万多人。本届国奥队，可供选择的国内适龄球员(1985、1986年生)，仅1550人；而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适龄球员(1989、1990年生)，只有720人，而日本，目前在册的青少年球员超过60万人，是我们的20倍（网易，2008，8，24）。
对此，不仅国内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就连国际人士也看不下去了。8月20日（搜狐体育），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在谈到中国男女足在本届奥运会上的失利时就曾说：“我们必须承认，足球是一种金字塔结构的建筑，但在中国，他们总是只注意成年队的成绩，而且是要迅速见效的成绩。他们缺少一个长远的规划，这不是发展足球的正确做法”。
其三，鼠目寸光，为追求政绩，不惜杀鸡取卵，肆意破坏正常的联赛制度。
众所周知，足球联赛对一个国家足球水平的提高具有奠基作用，联赛水平高了，国内年轻的球员才能得到锻炼，国家队的实力才能得到提高，而足协作为中国足球的最高管理机构，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规范联赛制度，维护公平竞争的环境。但这显然是一个见效缓慢，甚至在阎谢二氏看来是“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在“政绩效应”方面远远不如在一次世界杯或奥运会上取得所谓“突破性进展”，于是就有了阎氏有名的“豪赌世界杯”。2000年12月13日，他宣布“2001年联赛只升不降，2002年联赛只降不升”，等到了次年2月23日，他又宣布全面取消世界通行的联赛升降级制；2004年当首届中超进入到残酷的保级大战时，他又宣布联赛“只升不降”。经过他的这几番折腾，中超联赛缺乏竞争，比赛的激烈程度降低，观众人数减少，俱乐部惨淡经营。
谢某在此方面也是高手，他为了“给国奥队让路”，先是提出“08年中超联赛南北分区”的方案，因社会反弹强烈才作罢，后来又提出了腰斩联赛的方案，致使联赛多次人为中断，不能正常进行。
其四，在维护联赛的公平竞争方面，态度消极，避重就轻，致使赛场上假球黑哨横行。
阎某虽曾喊出了“杀无赦，斩立决”的动人口号，但出于少出乱子以保乌纱的动机，面对日益嚣张的假球黑哨，老练地玩起了太极。1998年陕西国力的“隋波事件”发生后，足协也煞有介事地进行了调查，但最终的结果是：“整个隋波事件是媒体的炒作，8月22日国力队与红塔队的比赛并不存在假球问题”。1999年“渝沈假球案”引发了3万多球迷的骚乱，几辆警车被烧，足协再次介入调查，结果是“证据不足”，定性为“消极比赛”，不痛不痒地罚款了事。自此以后，假球黑哨愈演愈烈，2001年的“甲B五鼠”，2002-2003年的“龚建平事件”，2003年的重庆力帆“输球冲超”，2004年的“国安罢赛”和“实德罢赛”，甲A及以后的中超陷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甲B”甚至被称为“假B”。尽管阎某使尽浑身解数，力图大事化小，例如只将“五鼠”中最弱小的四川绵阳队罚入乙级，只将“写忏悔书”、“退黑钱”的龚建平送交司法机关，对其他“黑哨”却网开一面。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2005年2月，天怒人怨的阎某最终灰溜溜地离开了足坛。
一年后，在世界另一角的亚平宁半岛掀起的足球地震，让我们知道了我们所谓的“反黑风暴”不过是一场球迷和媒体一厢情愿的“毛毛雨”。据媒体报道，2006年5月8日，即“电话门事件”曝光后4天，意大利足协主席卡拉罗辞职；10日，副主席马济尼也宣布辞职；最终，意甲豪门、夺得联赛冠军的尤文图斯队被剥夺本、上两个赛季的冠军头衔，并直接降入丙级联赛；大名鼎鼎的AC米兰、佛罗伦萨、拉齐奥降入乙级联赛。唐太宗曾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透过“意甲足球风暴”这面镜子，让我们更加看清了阎某这一帮足坛政客的丑陋面目，让我们更加明白了我们的联赛为什么假球黑哨日益泛滥，水平长期停滞不前的真正根源。
其五，在国家队选帅的问题上，既无识人之明，更无用人之才和容人之量。
在体育越来越国际化的今天，引进高水平的外籍教练，不失为一条提高体育运动水平的重要途径，金昶伯使本来默默无闻的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夺得了奥运会银牌，鲍埃尔帮助中国男子击剑队夺得了首枚奥运金牌，伊格尔调教出的“四朵金花”打破了欧美运动员对奥运会赛艇项目金牌的垄断，都是很典型的例子。邀请高水平的教练，不是仅仅请进来就完事了，还要用人不疑，尊重人家，配合人家，为人家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洋帅的作用。
然而，我们在足协那里，看到的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虽然提出了这样那样的“标准”，但实际上执行的，是两个“潜规则”， 一是“物美价廉”，二是要“服从足协的领导”。正如前国家队教练吴金贵所披露的：“有一点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是拿钱去套洋教练，而不是去寻找洋教练。举个例子，哈恩那届国家队选帅，当时我们是拿着三十万美元的框架，到处去问：谁愿意来当中国队主教练？而不是问：哪位伯乐愿意推荐适合当中国队主教练的千里马？就像自己家里买电视机，拿两千块钱到商店里去，看哪款电视机符合两千块钱要求的，而不是看这款电视机是否适合自家使用”。他还说“一分价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如今在中国足坛，百万美元年薪以上的洋教练才能称之为国家队主教练”。结果，在我们的对手请来希丁克、特鲁西埃、济科等世界名帅时，我们却请来了施拉普纳、霍顿、阿里汉、福拉多等“价格低廉”的水货，不仅白白浪费了大把大把的外汇，更耽误了中国足球的宝贵时间。
即使请来了有一定水平的洋帅，也不能做到用人不疑，充分信任和尊重人家，而是从各方面横加干预，明的不行就搞阴谋玩权术，这一点在谢某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女足的两个“洋帅”，多曼斯基和伊丽莎白，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情况。更为恶劣的是，谢某先是对洋帅杜伊言听计从，罕见地让其大权独揽，担任在2008年都有重要比赛任务的国足和国奥的“总教练”，还特地花20万美元年薪为其找了个“物美价廉”的福拉多作为其在国家队的执行教练；当感觉需要为自己的无能找个“替罪羊”时，就发动了一些御用媒体搞了个“妖魔化”杜伊运动，从“拉链门”到“迟到门”到“训练门”再到“默哀门”，一时万炮齐轰，从对战术安排的质疑到对个人人品的批判，又是领导拍案又是球员请愿，一时间，曾经的“战神”成了“人民公敌”，最终，由于杜伊“触及到了一个底线”，谢某“无奈”而“痛苦”地在奥运会即将开幕之际将其拿下。结果，在家门口的奥运会上，国奥队既输球又输人，谢某本人也成了过街老鼠，享受了数万球迷齐喊下课的待遇，臭名甚至远播海外，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其六，在对待球员“走出去”的问题上，鼠目寸光，缺乏以人为本的理念。
将有潜力的球员送到欧洲高水平联赛去磨练，是足球落后国家提高足球水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有远见的足球管理机构无不想方设法鼓励球员转会或租借到欧洲俱乐部。据新浪网报道，今年7月22日，日本新任足协主席犬饲基昭表示，从2010年开始，日本J联赛将可能向欧洲联赛看齐，改为跨年举行，原因有二：一是夏季不适合进行激烈的足球比赛，在炎热的天气下球员很难发挥百分之百的水平，二是J联赛和欧洲联赛接轨，更方便日本球员走出国门，加盟欧洲高水平赛事。反观中国足协，不仅见不到类似的规定，反而出台过举世罕见的“禁洋令”：“2001年，在国家队备战世界杯外围赛期间，国家队队员一律不得以国际转会形式去国外踢球”。
新浪网的该篇报道还称，国际足联规定，球员合同到期后可以自由加盟其它俱乐部，然而，根据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球员与俱乐部合同到期后，所有权仍属俱乐部，未经原俱乐部允许，球员在合同到期后的30个月内不得转会任何俱乐部。这一规定从最大程度上保护了俱乐部的利益，却使得球员在自己的出路问题上毫无话语权，球员欲自由转会海外俱乐部，就意味着必须和原俱乐部决裂，在如此大的代价和风险面前，更多的球员只得选择妥协，放弃自己的留洋生涯，前国青队队长陈涛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即使少数优秀的球员能够走出国门，通过自己的打拼好不容易在欧洲的俱乐部里站稳主力的位置，他们又不得不面对频繁的“国家队召唤”，而召唤的起因，往往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友谊赛，然而球员付出的代价却是失去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的主力位置，甚至彻底失去留洋的机会，远的如谢育新，近的如孙继海、杨晨、李铁，都曾有过这样的遭遇。我们再看韩国和日本的国家队，除非世界杯外围赛这样重大的赛事，他们才召唤他们的留洋国脚，其它比赛，如亚洲杯、亚运会等，则基本上是以国内球员为主，这就为海外球员在欧洲联赛立稳脚跟提供了最大的支持。
如此种种，两相对比，让人不由得想起了笑星范伟曾说过的一句话：同样是足协，“做人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五、中国足球，路在何方
在封建时代，皇帝的贤明或昏庸，更多的出于个人因素，是偶然的（当然，专制制度所造成的皇帝素质一代不如一代，则又是必然的）：阿斗当然是昏庸无能的，但与其同时代的一些守成之君，如魏国的曹丕，尽管没有其父那么英明神武，大致还算得上明君的，其子曹睿，表现也算合格；至于孙策、孙权兄弟，比起其父来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而在时下中国，如足协这样的官僚机构，其昏庸则是结构性的，是无法避免的必然现象，这是由其头头脑脑的政客本性所决定的。
所谓政客，《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的：“指从事政治投机，玩弄权术，谋取私利的人”。熊飞骏先生在其《政客与政治家》一文中归纳了政客的基本特征（见《历史在这里哭泣》，花山文艺版）：一是没有明确的理想，也没有任何文化信仰；二是没有是非标准，只有永恒的利益；三是从骨子里仇视美好的东西，善于利用人性的弱点；四是道德水准低下，缺少人类的高贵情操，只有升官谋利一个目标；五是亲情友情淡漠，认势不认人，只效忠于势力较大的一方；六是明于人暗于事，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七是目光短视，急功近利。对照阎、谢及其他官僚政客的实际表现，令人不由不佩服熊先生此论的深刻。
对于许多政客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其才智确实是超群的，如果有一种使他们的仕途升迁掌握在选民手中的合理机制，他们也许会“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大家”，从而为社会发展进步做出一些贡献。可惜的是，当前的中国，政客们的官帽往往掌握在更好大喜功的更高一级的政客手里，“当家作主”的人民大众反而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为了证明他们从中获益的体制的合理性，更大的政客需要政客们做出尽可能多的“政绩”来敷衍民意，并以此作为考核乃至提拔的重要参考（当然，有时这种参考又流于表面文章）。因此，追求“政绩”以获升迁，成了官僚政客们的普遍冲动。而与帝制时代的同类相比，当代政客们都是有一定任期的，老老实实埋头苦干很可能意味着到头来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政绩”。这些精明的政客是不会做“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事的，他们需要的是“速成政绩”，需要的是更高一级政客容易看得见的“形象工程”。在此背景下，在常人看来一些目光短浅的愚蠢行为，在才智超群的官僚政客们那里却是必然的选择。难道官僚政客们不知道杀鸡取卵、涸泽而渔、剜肉补疮之类的行为是不可取的？他们当然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理由是这些行为能迅速给他们带来“政绩”，给他们带来仕途上的升迁。这是一种刚性结构，少有官僚政客能免俗。所以不合理的体制所造成的昏庸是必然现象，我们姑且命之为体制性昏庸，以和阿斗的人格性昏庸相区别。显然，阎某、谢某等足坛政客患的就是这种“体制性昏庸”。
中日之战前，网上传言“球迷跪求谢某‘不要干涉女足，让女足继续前进’”，赛后到场督战的谢某更是被人们目为“中国足球晋级灾星”。现在，谢某已经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其垮台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只是，中国足球已被折腾得千疮百孔。更为要命的是，阎某走了，谢某过来蹦跶四年；谢某走了，不知又要有哪位政客来倒腾了，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足协的这种“昏庸”还将持续下去。
中国足球，路在何方？在茫茫黑暗中，我们何时可以看见希望的光亮？至少在目前，我找不到任何可以令我乐观的理由，因为足协只是一个缩影，足球领域也只是中国社会之秋的“一叶”而已。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许可以摘掉几片枯叶，甚至砍掉几棵枯树，但我们能奈秋天何？
唉，既然这样，咱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我很赞成一句话：“珍惜生命，远离国足”。如果你不是铁杆球迷，最好远离足坛，去关注我们的其他健儿，看乒乓球、羽毛球或者射击、跳水，去追捧刘翔、姚明或者邹市明；如果你是铁杆球迷，那就去欣赏意甲、西甲、英超或者欧洲杯，去崇拜卡卡、梅西、小小罗。总之，远离这个垃圾场，你就可以远离悲伤，收获快乐和健康。
蓦然想起了一句歌词：“其实不想走，其实我想留……”不禁，潸然泪下。
2008，6，16-8，26，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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